北京:影视合流撑起市场

“长沙电影工作会议”是一次非常重要、影响深远的会议。会议关于启动电影精品“九五五○工程”和深化电影体制改革的重要意见，对北京的电影人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。

会后，在市委宣传部的组织协调下，由市广电局所属的北京电视台、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市文化局所属的北京市电影公司、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参加，各出25％的股份，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建有电影出品权的“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”，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。

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成立一年多来，相继拍摄了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甲方乙方》（和北影合作）、《背起爸爸上学》和电影短片《国歌》几部影片，其中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在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达到较好的统一，受到广泛好评，两个效益双丰收，获得“华表奖”和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收回了投资并有较多的赢利。《甲方乙方》作为贺岁喜剧片，仅在北京市票房收入就超过一千万元，创造了中外电影在北京单片放映的最高纪录。新近投放市场的《背起爸爸上学》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欢迎，截至3月27日，该片观众达25万人次，票房达到140万元，预计可超过200万元，创下了国产儿童影片在北京的票房最高纪录。

一年来，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以新的机制进行电影的制作和发行，主要的工作大致可归纳为“三抓”：

首先是抓创作。根据市委宣传部的要求，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把多生产优秀国产影片作为自己的宗旨，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拍摄影片着力在作品的思想性、艺术性和观赏性上同时下功夫，力争三性的完美统一。用“紫禁城”自己的说法就是：“思想性上抓‘亮点’、艺术性上抓‘特点’，观赏性上抓‘卖点’”。因此，他们在剧本阶段就认真研究，反复论证，精益求精，强化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市委宣传部部长龙新民同志和有关领导也都参与剧本的讨论和修改。公司还经常把电影发行部门和影院经理们找来参与研究，使影片开拍前，就对市场的前景有较为准确的把握。每个剧本都是一改再改，才投入拍摄。双片出来后，又多方听取意见，进一步加工完善，以可能达到的最高质量展现在观众面前。

其次是抓市场。紫禁城公司的上上下下都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。在他们看来，一部影片只有实现了两个效益双丰收，才能真正算是成功。拍好一部片子很重要，发行、放映好一部片子也很重要。因而他们在影片的拍摄和经营运作中，非常注重市场。公司的电影创作人员和电影经营公司“新影联”的市场经营人员经常在一起分析和研究市场，如什么样的影片有市场？影片的最佳上档期是什么时间？影片的卖点在什么地方？如何策划影片的宣传等等，想方设法使生产的影片赢得更多的观众，赢得更大的市场。比如为了使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能在毛泽东同志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题词纪念日这一最佳时期公映，公司采取了“倒计时”的影片运作方法，并提前制定了影片的宣传、发行方案，使影片在刚制作完成时，全国主要城市就已经确定了准确的上映日期和上映方案，并开始了大规模的宣传。《甲方乙方》也是紧紧盯住市场，将预定于春节时投放市场的影片，提前到元旦前上映，抢到了元旦至春节这一黄金档期，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，票房收入节节上涨，超过了一千万元大关，成为北京电影票房收入之最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市场意识和灵活有效的运作方式，得益于公司在成立之前，北京的电影发行放映市场已基本理顺。1996年，北京市电影公司、中国电影公司和北京12家主要的影院，顺应改革潮流，主动转变观念，共同出资组建了“新影联”公司，从而使发行公司同放映单位，结成了利益共同体。这样，共同的利益成为一种“血缘”纽带，将紫禁城公司同北京市的影片发行、放映单位联结在一起，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，形成了以市场为依托，以制片为基础的制、发、放一条龙的格局。这样一种机制，使北京市的全体电影从业人员利益共享，风险共担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共同为电影的生产和经营而努力。

第三点是抓管理。“紫禁城”成立伊始就努力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规范自己。公司不铺摊子，不搞“小而全”，拍摄影片借助社会各种力量，依托三大基地，实行的是影视节目社会化制作机制。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主要是用的长影厂的摄制班底，电影短片《国歌》用的是儿影厂的摄制班底，后期制作和洗印依托各大电影制片厂、洗印厂。同时，严格制片管理，责任到人，精打细算，严格控制摄制成本和拍摄周期，努力做到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。像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背起爸爸上学》实行的是制片人制，《甲方乙方》实行的是制片管理委员会制，影片的主创人员根据影片收益参与效益分成。在内部人事制度上，公司全体职工实行岗位聘任制，包括10位左右的常设人员均参加社会统酬，公司内部不设人事机构，随时可以聘任和解聘人员，没有一个人拥有“铁饭碗”。通过抓管理，紫禁城影业公司做到了人员精干，工作高效，轻装上阵，机制灵活。

在1993年北京电影经营机制改革以前，北京电影经营水平较低，观众人次逐年递减，票房收入一直在4000万元左右徘徊。从1995年开始，北京电影市场发生了变化，尤其是1996年和1997年，北京市电影市场明显有了活力，四大指标均有较大幅度的递增。1996年，北京首次以年票房收入一亿元跻身全国电影大市场的行列。1997年，北京电影市场再创佳绩，四项指标同步上升：放映场次达到12．6万场，观众人次达到1742万人次，票房收入达到1亿1千7百万元，片款达到3456万元。与1996年相比，分别增长9．6％、6％、9．3％和19．9％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，1997年北京国产影片的放映有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全年国产影片在市场所占的份额分别为：投放市场影片数量为全部影片数的70％，场次为50．1％，人次为58．9％，票房为38．6％，片款为66．8％。其中超过百万元票房的国产片数量达到11部，如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、《鸦片战争》、《大转折》、《红河谷》、《喜莲》等。仅此11部影片的票款收入就达到3170万元，占全年总票房的27．1％。而在1996年，北京电影市场全年超过百万票房收入的国产影片仅有4部，总计票房为740万元，其中没有一部影片的票房超过300万元。由此可以看出，1997年国产电影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比1996年增长了4倍以上。

1998年第一季度，北京电影市场又实现了良好的开局，1至2月份票房达到28万元，较1997年同期增长31．9％，观众人次增长1．7％，放映场次增加11．6％，发行收入增长了31．3％，四项指标同步增长。3月份，《周恩来外交风云》又创下了骄人成绩，截止到3月27日，票房收入达到370万元。

首先，国产电影精品“九五五○工程”的实施，促进了电影生产的发展和影片质量的提高。国产影片所占份额大幅增加使得观众越来越认国产影片，形成良性循环。1997年北京电影市场国产影片的走势印证了这一点。

其次，电影生产和经营体制的改革，使电影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。北京市“新影联”公司和“紫禁城”公司的成立，促进了北京电影事业的发展，使北京初步形成了制、发、放一条龙的格局。

再其次，经过近年来的电影经营实践，北京形成了一支有理论、有经验、有干劲的制作、宣传、发行、放映队伍，一批市场经营人员，他们观念新、思维敏锐、经营手法灵活多样、善于发现影片的“卖点”，能不断抓住电影市场的机会。